昆明拆迁律师/昆明群体性事件 四成以上因为征地拆迁

昆明拆迁律师/昆明群体性事件 四成以上因为征地拆迁

北京文薪征地拆迁律师团维权热线：13601297308

燕薪律师，男，汉族，中共党员，硕士，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文薪征地拆迁律师团首席律师，国内最顶尖的征地拆迁律师。燕薪律师从1999年起开始研习法律，2003年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2004年执业，燕薪律师带领的征地拆迁律师团队具有七年办理征地拆迁案件的经验，独创性地运用组合诉讼的方式和征地拆迁案件行政化的办案模式办理各类征地拆迁案件，在全国征地拆迁客户中具有广泛的口碑，且胜诉率和结案率均遥遥领先于国内其它征地拆迁律师团队。
　　
燕薪律师拥有丰富的庭审经验，在办案中，善于抓住案件的核心和要害，从最本质和关键的问题着手，燕薪律师办理案件认真负责，恪守勤勉尽责，一切以当事人利益为中心的原则，自执业以来，共代理征地拆迁案件四百余件，其它各类案件五百余件，客户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满意度在九成以上执业信条：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永远做人民的律师，永远为弱势群体服务

昆明拆迁律师/昆明群体性事件 四成以上因为征地拆迁

社会管理做到更加人性化，需要创新的力量来担当。昨日，云南省第六届社科学术年会暨2012年社科学术活动月昆明分会场上，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展开了智慧碰撞。
 
《昆明市社会管理创新论文汇编》也在论坛上进行了发布。由昆明市检察院赵明、张亚力、蒋梦婷等人撰写的《检察机关介入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研究》的论文中，应当如何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应当如何进行应急处置等话题引人关注。
 
4起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均超500人
 
昆明市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和人数呈现出什么变化？赵明等人分析认为，昆明市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和人数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一组数字显示，2006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共发生群体性事件637起，占矛盾纠纷总数的19.4%。从近两年来的典型群体性事件来看，参与人数动辄几十人、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如螺蛳湾整体拆迁、马金铺征地、力神重工集团、五华城管执法等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数都在500人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昆明市群体性事件还呈现出类型多样化、地域分布广泛的特点。利益诉求的差别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群体性事件的多样性。从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征地拆迁类群体性事件较为突出，占总数的43.2%。昆明群体性事件诱发因素涵盖市政道路建设、矿产资源、农民工权益、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村务管理、物业管理、交通运输管理、环境污染等领域，主要集中于盘龙、官渡、西山、五华等地。
 
此外，昆明市群体性事件还有主体多元化、成分复杂化的特点。赵明等人分析认为，由于群体性事件发生所涉利益因素复杂，导致人员结构越来越复杂，各阶层人员均有涉及，有下岗失业职工、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军转干部、复员军人、城镇居民、民办教师、环境污染受害者等。一起群体性事件中就有多种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与，如金座案件。对抗性也有所显现。2008年，具有对抗性或暴力性行为的，在群体性事件的总数中占30.89%，2009年就上升至40.51%，政府部门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也在增大。
 
分配不均、利益冲突激化了矛盾
 
在业内人士看来，昆明作为西部省会中心城市，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阵痛性”尤为明显，新旧体制之间、传统和现代观念之间、不同发展模式之间、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不断；因利益分配不均、不公导致的矛盾趋向激烈，甚至一定条件下局部的、暂时的矛盾会尖锐化、极端化；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高居不下。
 
2010年以来，以征地拆迁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矛盾在昆明市定期排查出的矛盾纠纷中几乎每月均在首位。2008年以来，昆明市公安机关共参与处置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862起，2009年比2008年增加97.8%；2009年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昆明群体性事件总数的33.8%。
 
此外，随着利益格局的深入调整，新问题、新矛盾逐渐增多，社会管理类、企业级金融类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上升态势，由环境污染、物业管理、交通运输、社会投资等因素引发的矛盾开始涌现，加大了群体性事件应对和处置的复杂程度。
 
赵明等人研判昆明市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认为，随着城市建设开发的范围和力度不断扩大，利益冲突将更加激烈，社会矛盾也将更加凸显。从数量上来看，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群体性事件仍将在高位徘徊，仍将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三农问题”方面。群体性事件突发多变、对抗激烈、手段多样、利益诉求复杂、危害后果扩散的特质可能会愈加明显，处置难度也将进一步加大。
 
检察机关可适当提前介入
 
赵明等人认为，检察机关介入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的机制和对策方面，应建立群体性事件的预测预警机制。适时地事前介入，可以增强处置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完善检察信访接待机制，能够有效预防、化解群体性事件。建立案件风险报告和评估制度，实行先期报告、先期研判、先期防范、先期化解，可最大限度地发现、预防和消除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隐患。此外，还可通过建立涉检舆情监控应对机制、探索建立派驻基层检察室等方式化解隐患。
 
在介入与处置过程中，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一般参与者要慎用刑事强制措施，以教育为主，宽大处理；对无逮捕必要制度作为非羁押方式，从程序上体现了轻缓刑事政策，具有化解社会矛盾的程序性保障功能；对罪行较轻的犯罪嫌疑人倾注人性关怀，作出无逮捕必要，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此原则之下，应当建立“无逮捕必要”综合评估机制和“无逮捕必要”公开听证制度。